學習中醫(yī)離不開歷史的觀察方法

中醫(yī)藥文化是中華傳統文化中最具代表性的一支，天人合一是根本的指導觀念?？v觀中醫(yī)學幾千年的發(fā)展，可以得出一個結論，中醫(yī)的理論是早熟的，核心理論體系一經形成，后世很難在根本理論上有所突破。在秦漢時期，以《黃帝內經》《難經》《傷寒論》《神農本草經》為代表，將幾千年來一以貫之的理法方藥模式固定下來，形成中醫(yī)學理論體系的根與干；兩晉隋唐之后，雖然醫(yī)家輩出，更突出的是在實踐上的積累，和總結歸類方法上的多樣性，體現的更多是技巧性的東西，是基于根干發(fā)出的枝葉。中醫(yī)學的發(fā)展是動態(tài)的，我們在學習時，一定要注意使用歷史的觀察方法。

經典理論即便是完備的，若沒有每個時代的人解讀，久之必然成為僵化毫無生氣的玄談?！皢柷牡们迦缭S，為有源頭活水來”，中醫(yī)學生命力的強大內在驅動力在于它是開放的，絕不抱殘守缺、故步自封，在根本理念相對固定后，歷代醫(yī)家總能夠因不同歷史背景、地理條件和人文環(huán)境的改變而不斷創(chuàng)新，以適應新形勢的需要。我們無論從中醫(yī)的繼承還是發(fā)展的角度，都應該用歷史的眼光去觀察和思考，找到歷代中醫(yī)學術發(fā)展的主線，并看到其背后隱藏的動因，只有這樣才能避免人云亦云，只有通過深入研究、理性思考，才能令自己及他人口服心服，建立起對中醫(yī)學的信心來。

重視從古代歷史中得到啟發(fā)

整部《黃帝內經》中多是講基本理論的，較少涉及到具體的治療方法，所載的處方只有十三個，被稱為“內經十三方”，相對方劑來說，對針灸的記載就很多了，其中的《靈樞》又被稱為《針經》，《素問》中也有大量有關針灸的篇章，這是因為春秋戰(zhàn)國時期的交通還很不便利，又處于諸侯分治的階段，那時的物流一定很不便利，東北的藥物如何到達西南？故此時能夠大范圍內普及的只能是不太依賴交通工具的理念和針灸工具，《內經》中少藥多針的現象便自然產生了。再看《內經》與《傷寒論》都十分注重對寒邪的強調，《素問·舉痛論》中幾乎整篇都在強調寒邪侵犯經絡臟腑，《傷寒論》更是以“傷寒”開宗明義，聯系秦漢時期的歷史特點，如人口稀少、大城市多集中在北方中原一帶，兩漢又處于中國歷史上第二個小冰河時期，氣溫較現在低得多，史料記載漢獻帝初平四年“夏六月，寒風如冬時”，故寒邪是當時外感病的主要病因，當然會引起醫(yī)家們的重視。溫病學派補充了傷寒學說的不足，產生于明清時期，據高王凌《明清時期的中國人口》書中的數據，明末清初時期中國人口大約在1.5~2億左右，人口基數是漢代的3~6倍，人的數量增加意味著能源的消耗增加，尤其在人口密度很大的江南一帶，是可以出現小熱島效應的，出現溫熱、濕熱成為外感病主要病因的現象，也不足為奇了。再從整個人類發(fā)展史的宏觀視角來看，兩漢之前外感病較多，內傷病較少，有內傷七情飲食勞倦者，湯液醪醴可治之，這是因為遠古時期人類尚處于發(fā)展進程中的幼年階段，人受天地的制約強于今；隨著人文、自然科學的進步，人與天地相抗爭的能力愈發(fā)強大，現在已經進入到人類發(fā)展的青年期，暴露出來的更多是自身內部的不調，所以在當今一些經濟發(fā)達地區(qū)，心理病、內分泌疾病等身心相關疾病的發(fā)病率就遠遠高于偏遠地區(qū)，只要我們把人類發(fā)展史拉通縱觀，并橫向運用，理解并正確處理一些問題便不再困難。

重視文化思想史的影響

中醫(yī)學不是單純的自然學科，與現代醫(yī)學以生物、物理、化學等自然學科為基礎相對比，中醫(yī)學更為看重文學、歷史、哲學、藝術等人文學科。奠定中醫(yī)理論基礎的《黃帝內經》的著述者們根本沒有留下自己的姓氏，而只是假借了黃帝岐伯之名，這種做法在今天是絕少見到的，體現出了功成身退的老莊哲學思想，從這一點來看，《內經》的作者頗得道家思想的精要，自然會在書中體現出來，我們今天學習《內經》，若不懂得些老莊哲學，又豈能會心呢？西漢董仲舒勤勉非常，“三年不窺園”成為佳話，其學術思想在漢武帝的支持下儒家成為正統，《春秋繁露》提到“人副天數”，在《內經》中也是有廣泛滲透的，如唐代醫(yī)家孫思邈所處時代，正是佛教的大弘時期，中國佛教經南朝梁武帝蕭衍之提倡，形成了僧人吃素的傳統，這種觀念也影響了孫思邈的用藥，在其名篇《大醫(yī)精誠》中就坦誠表明心跡，云：“夫殺生求生，去生更遠。吾今此方所以不用生命為藥者，良由此也”；其他如朱丹溪提出“陽常有余，陰常不足”之說，是受程朱理學“存天理、滅人欲”思想影響；清代考據疑古之風大興，才會有王清任《醫(yī)林改錯》的出現；最應引起思考的是近代西學東漸后，西方文化至今已全盤占據了中國人的的人生觀、世界觀和價值觀，故當代中醫(yī)的研究方向多是跟隨西方自然科學的步伐，對中醫(yī)的評價標準也多是西醫(yī)化的，造成今天中醫(yī)不振的情況當與滿清主政后的思想鉗制有歷史淵源，設想一下，在一個文字獄大興，知識分子只能噤若寒蟬的背景下，怎會有學術的自由，僵化的思想怎能帶來學術的新風？通過上述文化對中醫(yī)學影響的大體梳理和分析，我們可以樂觀地預言，中醫(yī)學是一定會隨著中國綜合國力的提高而復興，中西醫(yī)學之間必將面臨著一場激烈的爭論和較量，在矛盾中也一定存在很多溝通與契合，會形成“他中有我，我中有他”的復雜局面，這個復興將通過漫長的幾代人的努力才會來到，其后的中國新醫(yī)學，可能會出現中醫(yī)領跑，西醫(yī)跟跑，中醫(yī)有藝術，西醫(yī)有技術，既見森林，又有樹木的嶄新的醫(yī)學新氣象，最終中西醫(yī)的概念將會淡化，正如西來之佛學，經宋儒幾代人的努力匯入到新儒學，儒釋道三家合流為一一樣。

重視對歷代醫(yī)家個人生平的研究

每個人的學術思想都受其家庭出身、生活環(huán)境、社會地位、性格特點、個人遭遇等因素的影響。如張仲景長期擔任長沙太守，可以在大規(guī)模疾疫流行時用行政命令推行其治法，所以很容易得到對爆發(fā)性流行病的全面認識，針對這部分流行病的經驗而成頗有層次、理論系統性很強的《傷寒論》部分，而在日常小規(guī)模診療活動中獲得的零散經驗，便匯成了現在的《金匱要略》部分，其系統性就不是很嚴密了；西晉醫(yī)學家皇甫謐青年時專攻史學，因中年患痹，引發(fā)了學習針灸自我治療的興趣，后著成《針灸甲乙經》，成為一代針灸宗師；再如唐代藥王孫思邈天資聰敏，少年即得“圣童”之名，一生淡泊名利，長期在民間行醫(yī)，獲得了很多第一手的臨床經驗，又善于對民間的單驗方進行搜集整理，故其學術特點是善于匯通，活潑靈動，所作《千金方》《千金翼方》中有大量原創(chuàng)性的發(fā)明，與其個人經歷是密不可分的；李東垣出身富豪之家，平素交往人群多養(yǎng)尊處優(yōu)、膏粱厚味且飲食無度，所患疾病多與脾胃有關，故有《脾胃論》之出現；明代張景岳被稱為“仲景以后，千古一人”，是對其學術磅礴大氣，系統嚴密最好的總結，常能借軍事論醫(yī)事，提出古方八陣、新方八陣之說，與其出身名門，又有長期的軍旅生涯經歷分不開的；清末大學者俞樾被稱為近代中國主張廢除中醫(yī)的第一人，他提出“醫(yī)可廢，藥不可盡廢”的觀點，因其學術、人格上的巨大影響，該觀點也對學界產生了深遠的影響，甚至被今天的中醫(yī)所詬病，然而我們只要了解到俞樾從青年時期開始，家庭接連的變故，親人相繼的離去，自然會理解他這種說法的由來。

重視對個人歷史的總結

大凡一個好的中醫(yī)，多要在50歲之后才能有所成就，因除了理論學識上的積累，還要有一個漫長的實踐體悟過程，是學中悟、悟中學，理論與實踐相統一的過程，個中艱辛不言而喻；然而學習中醫(yī)在某種程度上說，又較現代醫(yī)學簡單的多，因每個人都具備自己身體這個最好的實驗室，而甚少條件要求。中醫(yī)的道理雖然擺在那里，然而若不經過自己的實踐，很難把這些理論用活，醫(yī)生自己沒有深刻認識，就同于以盲領盲，如孟子所言“以其昏昏，使人昭昭”，必不可得。雖然條件都具備，然而使用的要求卻很高，首先是要細心，要善于對自己身體的變化進行觀察，產生真切的體會，如《靈樞·口問》一篇談睡眠與覺醒的機理為：“衛(wèi)氣晝日行于陽，夜半則行于陰。陰者主夜，夜者臥……陽氣盡，陰氣盛，則目瞑;陰氣盡，而陽氣盛，則寤矣”，若僅是言語上理解，就會認為失眠僅僅是陰虛了，當然臨床上也有相當一部分屬于陰虛失眠，然而還有相當一部分可以通過針刺百會或懸灸百會來解決，這是解決了陰陽通道門戶轉樞不利的問題，這種感覺，實際上每天我們在入睡前都會有，僅是留意與否的問題。再者，中醫(yī)從來都有“三折肱而成良醫(yī)”的認識，人到了一定年齡后，經過了少年、青年、中年、老年的階段，各個人生階段的身體變化，健康與亞健康、疾病的各種角色轉變，細心的人就會注意與書中的理論做出對比，又隨著個人家庭社會角色的不斷轉變，會對不同年齡、不同社會階層的人的疾病，更有一番切身的體會，比如做了父母，自然會對兒科病更留心，父母年齡大了，也當然會對老年病更加注意?！疤幪幜粜慕詫W問”，這樣一生中，一邊走一邊學，一邊思考一邊實踐，才能將理論內化，真正做到“知行合一”，這是對個人歷史進行關注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