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癥針灸的簡史與現狀

來源：發(fā)布時間：2015/9/9

導讀：針灸保健防病的悠久歷史，針灸治療急癥，在我國已有2000余年歷史。在漫長的臨證實踐中，歷代醫(yī)家積累了極為豐富的經驗。通過現代針灸工作者以及其他學科工作者的共同努力，又有了新的提高和發(fā)展。認真地回顧我國急癥針灸發(fā)展的歷史。系統(tǒng)地整理有關文獻，總結古人和今人在這方…

針灸保健防病的悠久歷史，針灸治療急癥，在我國已有2000余年歷史。在漫長的臨證實踐中，歷代醫(yī)家積累了極為豐富的經驗。通過現代針灸工作者以及其他學科工作者的共同努力，又有了新的提高和發(fā)展。認真地回顧我國急癥針灸發(fā)展的歷史。系統(tǒng)地整理有關文獻，總結古人和今人在這方面的成就（也包括教訓），對于提高針灸防治急癥的水平，促進針灸學科的發(fā)展，都當有所裨益。

秦漢肇始奠基

從秦漢直至晉初，是我國針灸防治急癥歷史上的奠基時期，其總的特征是：

1．應用針灸治療的急性病癥已經遍及內、外、婦、兒及五官各科，但病種還不多，分類亦欠精確。

2．治療方法從純用灸治逐步發(fā)展到毫針刺為主，兼用刺血、灸治、火針等法。張仲景確立的三陽宜針、三陰宜灸的原則，在當時有其積極意義，但對后世也產生某些消極的影響，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灸法應用于急性熱癥。

3．配穴組方，經歷了從經病取經（脈）到循經取穴，從單方到復方的過程。但這一時期的處方，還是以單方為主，復方亦不夠嚴謹，辨證組方尚處于初級階段。

4．針刺手法，除了提出補瀉法外，開始注意到激發(fā)溫熱針感循行對療效的影響。從總體看，補瀉手法還較粗略簡單，對氣至針感的描述及認識僅是初步的。

5．開始提出急癥針灸應掌握時機、及早防治的思想，在某些地方還體現了針灸并用或針藥結合的觀點。

晉唐偏重灸療

晉唐時期在急癥灸法防治上取得較大進展，無論在病癥種類，灸治方法及防治經驗等方面都勝過先秦兩漢。不過，從總體上說，這些進展，主要還是臨床上的總結，這顯然是由于這個時期以臨床醫(yī)學為主的特點所決定的。

除了火針獲得一定發(fā)展外，針法未受到應有的重視。晉唐時期，這種偏重灸療的風氣，特別是王燾等主灸派貶針褒灸的偏執(zhí)主張，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急癥針灸學的進程。

宋代針灸并倡

宋代在針灸治療急癥上的成就大致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 進一步探求急癥灸治理法

宋代，灸法仍占主導地位，出現了我國第一部急癥灸治專著《備急灸法》。當時的一些醫(yī)著和針灸著作如竇材之《扁鵲心書》、許叔微的《普濟本事方》、王執(zhí)中的《針灸資生經》等，多記載有灸治急癥的內容。在理論和實踐上都較晉唐有所發(fā)展。

1．重視理論探討

灸治急癥，晉唐時偏重臨床，缺乏理論上的研究。宋代一些醫(yī)家開始注意到這方面的工作。竇材提出灸可扶陽保本說，他認為“醫(yī)之治病用灸，如做飯需薪”（《扁鵲心書?卷上》），人以陽氣為本，“陽氣盡必死人”，灸治可資生陽氣。所以主張“于無病時，常灸關元、氣海、命關、中脘”（《扁鵲心書?卷上》），以預防疾??；一旦出現傷寒、疽瘡、中風、喉痹、小兒驚風、痘疹黑陷等急重之癥，“若能早灸，自然陽氣不絕，性命堅牢”。這就從理論上初步說明了灸法防急癥的機理。由于竇材偏重從溫補脾腎陽氣角度論述灸法防治機理，后世有人稱其為溫補派的創(chuàng)始人。較其更早的許叔微，也探討過灸壯腎陽的機理。這些見解，盡管還不夠完善，但對灸法在急癥中的應用有某種指導意義。

2．篩選適應病種

晉唐時期，灸治所涉病癥面極廣，及至宋代，通過臨床反復觀察，對適應病癥逐步進行篩選，采取了較為科學的態(tài)度。如“將已試之方，編述成集”的《備急灸法》一書中，僅收錄了二十二種急性病癥。《針灸資生經》雖然收載了大量前人或他人的灸治醫(yī)方，但作者王執(zhí)中重點突出的是他本人或親屬的治驗。從而對灸治的適應范圍作出較為恰當的評價。
3．補充灸治方法

《針灸資生經》首先記載了天灸法治療瘧疾。許叔微創(chuàng)用隔巴豆、黃連灸法治療傷寒結胸證，辦法是將巴豆、黃連搗細，“用津唾和成膏，填入臍心。以艾灸其上，腹中有聲，其病去矣，不拘壯數，病去為度”（《普濟本事方?卷九》）。針對當時士大夫懼灸畏痛，竇材發(fā)明了“睡圣散”：“惟是膏梁之人，不能忍耐痛楚，當服睡圣散，即昏不知痛”（《扁鵲心書?卷上》）。此方還適用于不配合施治的急癥患者，如“風狂妄語……先服睡圣散，灸巨闕七十壯”（《扁鵲心書?卷上》）。關于艾灸的壯數，《針灸資生經?第二》明確指出“皆視其病之輕重而用之，不可泥一說，而又不知其有一說也”。艾炷的大小，則應視年齡或部位的不同而異，“凡灸大人，艾炷須如蓮子”，“若灸四肢及小兒，艾炷和蒼耳子大；灸頭面，艾炷如麥粒子大”（《扁鵲心書?卷上》）。以上這些，在認識上或實踐上都是一大進步。

4．重視灸感流注

宋以前典籍，如《備急千金要方》等亦曾提到過灸治時宜激發(fā)灸感向病所循行，但記述甚為簡略。這一現象引起宋代一些醫(yī)家的濃厚興趣?！秱浼本姆ā匪d之癰腫治療一節(jié)中，對騎竹馬灸法（此法首載于已佚之《衛(wèi)濟寶書〉，約撰于十二世紀初）的灸感流注現象作了生動細致的描繪：“其艾火即隨流注，先至尾閭，其熱如蒸，又透兩外腎，俱覺蒸熱，移時復流足涌泉穴，目下而上，漸漸周遍一身”。還在臨床中進一步觀察到，這種現象與療效關系密切：“覺火氣游走，周遍一身，蒸蒸而熱，再視正瘡孤腫，已消滅五六分矣”，認為“奇功異效，蓋原于此”（《備急灸法》）。王執(zhí)中更有切身感受：“它日心疼甚，急灸中管數壯，覺小腹兩邊有冷氣自下而上，至灸處即散，此灸之功也”（《針灸資生經?第四》）。通過較深入的體察，進一步證實激發(fā)灸感傳注是提高急癥療效的一種手段，這不僅有著重要價值，而且對金元時期“氣至病所”手法的產生也可能有著直接或間接的影響。

(二) 急癥針治有所豐富

用針刺治療急癥，在宋代仍處于從屬地位，雖然尚未出現明顯的進展，但隨著針刺在急癥臨床上日益廣泛使用，已經孕育著突破。

1．注重針刺技術

急癥救治對針刺操作提出了較高的要求。宋代一些針灸醫(yī)家已看到這一點。有些穴位操作不當，可造成事故，用治急癥須特別注意，如承泣穴“目眥赤痛，禁不宜針，針之令人目烏色”（《銅人腧穴針灸圖經?卷三》）。所以，在臨證時應不斷提高針刺技術，以適應救治需要。如鳩尾穴，《備急千金要方》認為不宜灸刺，《銅人腧穴針灸圖經》記載該穴可治心風、驚癇、發(fā)癲、喉痹等急癥，但指出“此穴大難針，大好手方可此穴下針”。說明在針刺技術方面已積累了一定經驗。其次，在針刺補瀉上也進一步運用一些比較復雜的手法。如針攢竹穴，“針入一分，留三呼，瀉三吸，徐徐而出針”（《銅人腧穴針灸圖經?卷三》）。其中就包括了留針、徐疾、呼吸等手法。正是宋代在針刺技術上的實踐，才促成了金元時期這方面的突破。

2．補充火針刺法

宋代火針應用于急癥，在方法上有所增加。主要有兩種，一為火針刺血法，即以火針加熱后刺絡出血，治療卒足腫等癥；一為火針散刺法，用火針在體表較大范圍內反復叩刺，對急性腰痛有效。上述兩法均見于《針灸資生經》。
總的說來，宋代在急癥治療上，針灸并倡，但灸法仍為主導，并在理論和臨床等方面都有發(fā)展。針治急癥開始再次得到重視，雖進展不大，然而為金元時代的突破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金元創(chuàng)新突破

金元時期無論在急癥針法還是急癥灸療上，無論是理論還是實踐，都有一定突破。其中，復式補瀉手法的出現，促進了明代各種補瀉手法的產生。隨著針法的深入研究，特別是手法的廣泛采用，使得急癥療效日益提高，治病范圍不斷擴大，針刺開始逐漸地位于其他諸法，特別是灸法之上。

明清日臻成熟

明代是我國針灸史上的一個鼎盛時期。作為整個針灸學科組成部份的急癥針灸也進入了日趨完善的階段。主要表現在下列幾個方面：

(一) 救治范圍空前擴大

明代，應用針灸治療的急癥種類大為增加?！渡駪洝匪d針灸治療的460余條癥候中，急癥約占三分之二。明朝著名針灸家楊繼洲在總結前人與本人豐富臨證經驗基礎上，立針灸治證89種，其中內科疾患42種，即含中風、中暑、哮喘、咳嗽、肺癰、泄瀉、痢疾、癃閉、黃疸、呃逆、狂證、癇證、霍亂、血證、瘧疾、心痛、胃脘病、傷寒、頭痛、胸脅痛、腰痛、腹痛、發(fā)痧等急性病癥；外科疾患11種，亦包括丹毒、痄腮、疔瘡、癰疽、乳癰、破傷風等急癥；婦科疾患11種，內有崩漏、難產、產后血暈、胎衣不下等急癥；兒科疾患4種，包括小兒赤游風等；五官科21種，有目赤腫痛、耳聾氣閉、乳蛾、舌腫、牙痛、咽喉腫痛等急癥。以上這些，基本上已經概括了祖國醫(yī)學中針灸治療的急性病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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